在世界近代的贸易全球化过程中，罗伯特·福琼（ Robert For- tune）是一位极为重要但又甚少为中国人所知的人物。福琼来自苏 格兰，生于1812 年，卒于1880 年，在风云际会的维多利亚时代，以 植物学家的身份闻名于世。他曾服务于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多次前 往中国，将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桔等一系列中国花卉引入 英国。同时，他受彼时风头正盛的东印度公司的雇佣，深入中国东 南茶乡，将中国茶叶及制茶技术成功移植至印度、斯里兰卡，并最 终扩及全球。这一行为，改变了中国对茶叶的垄断，改写了中英两 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贸易差额，客观上也促使茶叶不再为欧洲贵 族独享，而成为世界性饮料。后人称其为“茶盗”（ The Tea Thi ef），可 谓实至名归。
近期翻译出版的《两访中国茶乡》，是福琼对其在1843 年和 1848 年两次探访中国的文字记录。前一次是为了搜集植物资源，后 一次则以探寻和移植茶树为目的。福琼的探访，得益于《南京条约》 后五口通商的便利，但他并没有严守规定，仅仅停留在广州、上海、 宁波、福州、厦门等几个口岸城市，而是不时以易装打扮的方式，身 穿长袍大褂、头戴假辫子，深入到东南沿海的乡村，未开放的苏州 府、杭州府，以及徽州的松萝山和福建的武夷山区。正如福琼在书中 自我感叹的，他或许是这些地区最早的外国陌生人。他的文字，让我 们了解到了近代殖民者对“天朝上国”的最初印象，同时也让我们窥 见了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地痞乞丐对这位“大门口的陌生人”的惊 愕、好奇和无可言说的新鲜感。
福琼所见证的中国，是一个几乎未受现代化“侵袭”的中国，一 个原生版本的中国。或许在现代人看来，它是如此的陌生，但毫无疑 问地，它又同时饱含着某种程度的亲切感。那些福琼经历过的市镇， 大如上海、苏州、杭州、福州，小如长三角的松江府、嘉定府、浙西的 达威坪镇、河口镇、铅山县，以及福建的崇安府等等，都为城墙所包 裹，谨守着有如晨钟暮鼓般的规定。生活在其间其外的中国人，着长 袍马褂，受约于长久以来的习焉不察的乡规民约，在从事多样职业 的同时，又在福琼这位外国人看来有着维系彼此、区别他人的同一 性。在福琼的笔下，中国人虔诚，对于神灵近乎欧洲旧教般的迷信， 到处遍布的佛寺似乎诉说着一个神灵、自然与人类不分彼此的神圣 世界。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却又最为世俗和圆滑，其旅途中遇到的那些脚夫、船夫、 客栈老板、地方官员、买办、商人甚至是部分佛寺僧人，无一不是势利的、奸诈的，在外 人面前弄虚作假，在强权者面前奴颜婢膝。
福琼对于中国的观察，或许时不时地仍然带有殖民者常见的傲慢与偏见，但他既 不同于同一时期的麦都思（ W alter Henry Medhurst）等传教士，也不同于那些伫立于坚 船利炮傲视中国走卒的殖民兵士。他此行的目的性，以及从其文字中显而易见的维多 利亚时代的绅士教养，让他的这份中国游记，少了几分肃杀和狂热，而多了几分柔和与 谐美。他的植物学家的身份，促使他不仅将视野投放在中国人的优劣与良莠之上，而且 还注目于中国的大好河川与青山秀水。中国人见怪不怪的植物、山川、河流，在他的笔 下，往往被描写得活灵活现而生机盎然。与对于中国人既爱又恨、既褒又贬的描述相 比，中国自然景观的巧琢天工，往往令彼时正处于早期工业革命浪潮中的福琼，恍如进 入世外桃源，除了流连，别无其他。他慨叹舟山有着比香港更优美的陆岛资源和更舒适 的气候环境，也赞美如今已沉入千岛湖底的新安江的优雅隽美，他在武夷山前肃然起 敬于上天的鬼斧神工，在杭州西湖边上流连于河网的波光粼粼。
总而言之，福琼的游记虽然成书于殖民主义时代，其在中国的行为最终也成就了 “茶盗”这一略带强权主义色彩的“美名”，但在当下这个早已远离传统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时代，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去思考、去欣赏百年前的这位外国人、这位植物学家 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自然景观的考察。得益于那个未曾为外人所窥视和破坏的中国， 福琼前所未有的描述，往往入木三分，传神而缜密，别样而又独到。抚今追昔，福琼对于 中国人神魔兼具的描述，或许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和细细体会，而其所描绘的宛若仙境 的自然景观，在当下急速推进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则更值得我们在其笔底的 文字中追忆和感怀。 （作者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王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