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校报电子版华东师范大学 - 第1644期(2018年1月16日) - 第04版: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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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式转移与常规建设之间

□陈平原



  世上好书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长期积 累,水到渠成;一是机缘凑合,别开生面。若是后者,往 往与特定时代氛围有关。我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 变》属于后者,故谈论此书的得失,必须把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文化氛围与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作为必要的 参照系。
  自1978 年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大量西方新旧学说 被译介进来,一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这需 要一个辨析、沉淀、转化、接纳的过程。到了八十年代中 后期,随着“文革”后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逐渐登上舞 台,一个生机勃勃、激情洋溢的文化热及学术变革时代 开始了。我不是弄潮儿,只是这个大潮的追随者与获益 者。谈论中国小说而从“叙事模式”入手,若非这个大潮, 我不会这么提问题,也没有相关的理论准备。
  在此书的初版自序中,我谈及“我关心的始终是活 生生的文学历史”,“拒绝为任何一种即使是最新最科学 的研究方法作即使是最精采的例证”。这一学术立场,使 得我在具体操作层面,更接近于常规研究。赶上了文化 及学术变革的大潮,但因另一种力量的牵制,导致我比 较谨慎,没有过多地随风起舞。打个比喻,起风了,没有 翅膀的小猪,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观察、思考、选择,而不 是凑到风口上硬起飞;这样,也就不至于一旦风停下来, 摔死在百里之外。
  这个牵制我不至于四处漂流的锚,就是那时刚建立 不久的博士培养制度。我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个博士 生之一,入学当初是被寄予厚望的,自己也感觉责任重 大。1985 年,钱理群、黄子平和我联名发表关于“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的论文及“三人谈”,一时风生水起,影响很 大,直到现在还不时被提及。可风头正健时,我没有趁热 打铁,而是赶紧抽身,沉下心来经营我的博士论文。我始 终记得,博士招生考试前,钱理群将我的一篇论文交给 王瑶先生,据说王先生看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表扬: “才气横溢”;第二句则是警戒:“有才气是好的,横溢就 可惜了。”即便在最得意的时候,我也牢记这个警戒:就 这么点小才气,千万不要“横溢”了。
  与同时代众多很有才情的同道相比,我的好处是及 早受到学院体制的规训,强调沉潜与积累,不争一时之 短长,因此能走得比较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开 山祖,王瑶先生早年治古典文学,有名著《中古文学史 论》传世。平日聊天,王先生要求我借鉴古典文学的研究 思路、立场及方法。理由是,现代文学根基浅,研究者大 都倾向于现实关怀,在当下思想解放大潮中可以发挥很 好作用,但长远看,是个缺憾。
  得益于思想解放与理论突破的时代潮流,但又因学 院体制的“保守性”,对此大潮保持一定的距离与警惕,防止走向另一种“以论带 史”———在一个学术革命的时代,带入常规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这或许是我的《中 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好处所在。
  这就说到托马斯·库恩( 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是八十年 代我喜欢读的书。在我看来,人文学的变革没像自然科学那么激烈,往往是新的 已来,而旧的不去,是一种重叠与更生的关系,而非绝然的对立与断裂。回到八十 年代的语境,我们自信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已经或即将发生,自己的工作目 标,应该是努力促成这一范式转移,而不是修修补补。
  可也正是这一观念,导致我的小说史研究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十年间写了五 本书,除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影响较大的还有《千古文人侠客梦——— 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此书流播甚广,去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还刊行了英译本。九十 年代中期以后,我之所以不再从事小说研究,源于一个基本判断,文学研究已经 进入常规建设,好长时间内只是学术积累,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而我需要更 具挑战性的领域及话题。
  因此,最近二十年,我力图在学科边缘或交叉处耕耘。像《中国现代学术之 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 都因其在学术立场、理论设计及研究方法上略有创新,而在中外学界获得好评。 在学术革命的时代保持对于传统的极大敬意,而在常规建设时期又老是突发奇 想,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学术积累。这种学术上的冒险性格,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的 精神遗存。
  进入常规建设,还有一点我必须调整,那就是如何处理书斋与社会的关系。 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学界开始分化,有人埋头学问,不问窗外的风声雨声;有人进 入大众传媒,逐渐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书斋。九十年代初,我有一篇流传很广的随 笔,题目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谈的便是这种艰难的抉择。如何在从事学术研究 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经由一番摸索,我找到了一个观察社会、介入现实、 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特殊窗口,那就是大学史与大学研究。二十年间,先后出版 七八种相关书籍,若《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抗战烽火中的中 国大学》,都是兼及学问与文章、历史与现实、批判与建设,在教育界及大众中有 很好的口碑。某种意义上,这又是在回应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获奖,促使我反省走过来的道路,包括得失利 弊。谈不上特立独行,同样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我只是略有规避与调整,不至于太 随波逐流而已。接下来的日子,还有若干著作在认真经营,希望对得起这个奖项 以及广大读者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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